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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杀戮结束之前,我不会返家。但是到最后,我无处可去了⋯⋯

2020-06-27 805评论

在杀戮结束之前,我不会返家。但是到最后,我无处可去了⋯⋯

一九六七年六月,以色列在惊人的六天内佔领加萨走廊(Gaza Strip)、西奈半岛(Sinai)、戈兰高地(Golan Heights)、西岸(West Bank)与阿拉伯属东耶路撒冷(Arab East Jerusalem)时,我年仅九岁。我还清楚记得,我们第一次的家庭旅游是到刚被佔领的东耶路撒冷。我们家靠近特拉维夫(Tel Aviv),我们先从那里搭火车到以色列属西耶路撒冷(Jewish West Jerusalem),然后坐一段短短的计程车到雅法门(Jaffa Gate),在我们将以色列的里拉币(lira)兑换成约旦的第纳尔(dinar)之后,从那边走进了旧城(Old City)。

颜色!这就是我首次造访耶路撒冷的记忆。一切是如此色彩缤纷:广场上有着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摊贩,戴着他们的阿拉伯头巾(这是我第一次见到「真正的」阿拉伯人);甜品店银托盘中装着满满的库纳法(Kunafa),一种用精緻麵条做成的甜点,里头塞满白乳酪、浸润着糖浆;木製的手推车上满载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;卡克(cakh)是裹着芝麻粒状似甜甜圈的麵包捲,它常与渣塔(za’atar)──一种用阿拉伯报纸包起来的混合香料一起卖;那宏丽的圆顶清真寺,它金色的圆顶闪烁照耀着圣殿山(Temple Mount)。脱下鞋子后,我们走入了神殿,我仍然记得那里的凉爽与宁静,记得脚下踩着的厚地毯、写在墙上的阿拉伯文可兰经,以及四处可见的虔诚信徒时而跪下、时而鞠躬、时而起身进行祷告。然后到了西墙(Kotel),好几个世代的犹太人曾经在这里祷告,而我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我的心愿,将它塞入西墙石缝中。在墙的上方不可触及之处,在古老的石头上野草发芽茁长,鸽子也在上面筑巢。在我们走过狭窄的鹅卵石巷弄和旧城的蹊径时,我握紧父亲的手,睁大眼睛环视周遭,爬上墙偷偷窥视隐蔽之处,圆顶、石穹顶、红砖屋顶、尖顶、砲塔、教堂尖塔,植在旧锡罐中的茉莉、金盏花、天竺葵,和教堂的钟声。暮色降临时,我们从一个高而平缓的屋顶上看着耶路撒冷变成金黄色。虽然城墙上满是子弹刻出的伤痕,但它并没有让我们觉得这是佔领。就像是到了国外,到了异国土地,像活在梦里一般。

十年或更久之后,我才开始面对佔领的现实。在我成为一名以军的年轻军官时,我被派遣去巡逻加萨的街道。那毫无掩蔽的秽物、未铺设的泥地街道、腐败与恶臭、龇牙咧嘴的狗在黑暗的巷弄间狂吠、(超大的)老鼠在垃圾中穿梭,以及,最重要的,当地人们所展现的赤裸裸敌意使我极度震惊。那是我第一次觉悟到,我实际上是一个佔领者,而他们是被佔领者,不论我喜欢与否,我军靴底下踩着的,都是佔领地。

十多年后,我成为一个市民与后备军官,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放蜜月长假时,再度发现佔领地燃烧着熊熊战火;这场战争很快地将会得到它响亮至今的名号:起义(intifada)。而在这遥远浪漫的城市角落,一家小店中,我看到一张以色列军人以来福枪柄殴打巴勒斯坦示威游行者的照片,我的髮根竖直了起来。这张照片令人悲痛:巴勒斯坦人向上看着以色列人,而这位以色列军人高举他的来福枪往下看。我从加德满都寄了一封信给以色列报纸《国土报》(Haaretz)的编辑,批评以色列人──我的同胞、我的朋友,控诉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,这是世界上众多其他族群曾经施加给犹太人的。我的岳父是拉特维夫大学的教授,他在不知道我寄了此信的情况下看到了报导,立即打电话向编辑抗议。他说他的新女婿,一个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战争的老兵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,并要求对方道歉。编辑回答:「教授,那封信现在就在我面前,我可以告诉你,我什幺都没改就送印了,顶多只改掉一个逗号。」

我在信中写道,在杀戮结束之前,我不会返家。但是到最后,我无处可去了。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书店撞见了我的一位记者朋友,他抬了抬眉毛问:「是吗?那你现在在这儿干嘛?」我没有回答。但我说,若被军队传唤到佔领地去履行义务,我会明白拒绝。大约一週后,他将这席对话发表在《国土报》週末副刊中,标题为:「荣尼.布列格曼首次拒绝」(‘Ronnie Bregmanrefuses for the first time’)。我顿时感到,如同琳达.葛兰(Linda Grant)笔下《犹在》(Still Here)的主人翁约瑟夫对越南所做的事情──战争是错误、不道德的,也是一个耻辱。我不能够变成他的一部分,因此和约瑟夫一样,我觉得在这疯狂的事情结束之前,我必须找到另一个国度,到那里生活。就我的案例而言,移民到国外可以把我从可预见的前途堪虞中解救出来,避免因拒绝服役──这种在起义前罕见的叛逆行为──而被送进监狱。因此不久后,我搬到了英国,现在我仍然住在那里。

不论是多幺严谨的历史学家,任何作者都无法将作品与自己的经验、兴趣、品味截然划分开来,因而我确定本书必然背负着一道印记,亦即,无论是在近如以色列的第一手经历,还是远从英格兰所报导的事件,作者既是当局者,也是旁观者。如同读者会看到的,我对于佔领的明确态度和犀利批评,相信会被我的以色列同胞视为卖国行为。写这本书让我得以重新省思我所经历过的年代,并且质疑那些我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如同其他作者,我必须决定要含括什幺、删除什幺:在这幺做的时候,我试图剔除我的个人情感,尽量客观忠实地专注于我认为是关键转折点和重要事件的地方,我相信历史会证明它们值得受到重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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